高雄旅遊

　　經濟觀察報評論員 陶舜 上海踩踏事件導致36死47傷，他們何其不幸，上了跨年夜最沉痛的頭條。其中的死傷者，註定不可能像過去的某些事故一樣，僅僅作為數字中無名的一環，不到兩天時間里，官方向社會通報了遇難者的名字，而新聞媒體更是書寫了許多逝者和親歷者的人生故事。這個新年第一起公共事件，其意義早已溢出了事件本身，本文將從以下三個角度和你一起梳理圍繞“上海踩踏”的喧嘩與正見。
　　(一)讀秒時代的“節點”傳播
　　1.現場還原的節點
　　1月1日下午，財新網梳理出《上海外灘踩踏事件時間軸》，標出了事件傳播的主要時間節點，2015年1月1日01：25@頭條新聞 發佈消息：網友 @小鐵煉鋼ing 微博稱上海外灘跨年活動現場發生“踩踏”，多名游客躺在地上，正接受急救。02：56，@新民晚報新民網 發佈突發消息。確認今天凌晨外灘發生踩踏，有數十人受傷被分別送往多家醫院，第一人民醫院至少收治了20餘人。
　　1月1日04：01@上海發佈 確認了上海市黃浦區外灘陳毅廣場發生群眾擁擠踩踏事故，致35人死亡42人受傷，同時稱“上海市連夜成立工作組。韓正、楊雄要求全力做好傷員搶救和善後處置等工作。事故原因正在調查中。”
　　至此，基本事實已明，還沒有睡的網友開始推測事故的原因。1月1日05：41，安徽籍小伙吳濤稱，當時由於人流量大、秩序混亂，人流產生對沖，有人想上觀景平臺，有人想下來。此外，在23：50左右，外灘18樓的樓上有人拋灑類似美金紙幣，造成哄搶，也有行人駐足圍觀起哄。對於事故原因，除了上述“對沖說”、“撒錢說”，還有“人禍說”，經歷過事故核心現場的Peter曾發朋友圈說觀景平臺上有幾個人在喊，“我們這視野可好了”，“這是人禍。”
　　時隔兩天，中國青年報1月3日旨在還原現場的報道中同樣提到了“人禍說”，親歷者、年輕的插畫師肖吉說，一開始還沒事，但上面有幾個看客在“推波助瀾”，他們自恃位置較好，對下麵喊：“你們快點擠，我們這裡視野可好了！”他對這些看客持有深切的痛恨。
　　中青報在文章開頭寫道：2014年與2015年交接時分的外灘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噩夢，事後有人形容這是一個地獄般的地方。造成36人死亡的嚴重踩踏事件發生後，冷空氣中充斥著不安的尖叫，地上滿是血跡、嘔吐物、撕裂的服飾和散落的物件。
　　經濟觀察報記者經過採訪第一時間復盤踩踏事件的九大致命細節，比如：勸不動的外灘成群“跨年一族”、只能承擔免費燈光秀的大學生、對廣場人流毫無概念的家長、沒有安排單向通行的狹長樓梯、不懂得避讓暈倒者的推擠人群、新舊舉辦地名稱雷同易引混淆、跨年燈光秀廣告宣傳吸引力高、洶涌人潮讓規劃設計者猝不及防、人群過於密集時未及時疏散現場等等。
　　新京報找到了一名“後退哥”。網絡視頻顯示，踩踏事件發生時，外灘觀景平臺上有數名年輕人大聲喊“往後退”，不斷給人群予以提醒。這些年輕人被網友稱為“後退哥”。
　　新京報記者2日晚間輾轉找到了他們中間的一人，吳登民，1981年出生，現為上海一旅游公司的主管。他處在現場最中心，就快要被人流壓倒，於是大聲向站在高處的年輕人喊：“快喊(後退)！”“快喊(後退)！”他不確定自己的聲音是否被聽到，但隨後那句救命的“後退”聲開始齊整，更多人一起大喊，厄運終於至此止步。吳登民說“對我個人而言，這個聲音是一輩子的財富。”新民網則早在元旦當天就找到了另一名“後退哥”小駿(化名)，“大概有十多個人，大家基本都互不認識。”
　　其實，顯示“往後退”齊呼喊的網絡視頻是南方都市報首席記者郭現中拍攝的。由於剛好身在現場，1日當天早上他按照時間刻度所撰寫的現場親歷記就已經廣泛傳播，1月3日，新浪專欄刊登了更詳細的《死亡或逃生，不過如此安排 ——上海踩踏親歷記》：我接到了另外一個朋友的新年問候電話，我卻一字一句地告訴他，“我有點緊張，人太多了，我擔心一會可能會發生踩踏”。“我很準確的使用了‘踩踏’兩個字，沒想到幾分鐘後就一語成讖。”
　　郭現中在文章末尾感慨，剛剛經歷的一切讓我有些恍惚：我後怕，如果我再往前擠兩步，如果我沒有碰巧看到這個垃圾箱，如果我再晚爬上來一兩分鐘，我就可能是那堆屍體里的一個；我該慶幸麽，慶幸自己大難不死，劫後餘生？世界那麼大，可是我是怎麼就這樣說走就走地從廣州到了上海，到了外灘，到了事發的這幾十平米地方來的？命運翻雲覆手，強壯如我面對洪流也不過一粒草籽，只能仰望和接受，它帶我來此，但沒有帶我走。那好，我就繼續好好活，愛該愛的人，做該做的事。感激涕零。
　　2，事件進展的節點
　　事件的後續進展基本上與事件傳播同步，1日凌晨3：44，@東方網 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上海市委書記韓正等到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看望傷者，瞭解救治情況。上午8：22，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上海外灘踩踏事件作出指示，要求全力以赴救治傷員，加強安全措施確保節日期間民眾生命財產安全。李克強總理就事件處置作出批示，要求千方百計減少人員傷亡。
　　搶救傷員顯然是首要工作。據上海市衛生計生委發佈，截至昨日16時，外灘陳毅廣場踩踏事件49名傷員中已有20名出院，其餘29人繼續在院治療。其中重傷10人(原4名重傷員經治療傷情轉輕，原1名輕傷員病情轉重)，輕傷19人。在重傷員中，現有三四名傷員仍然處於危重狀態。所有傷員姓名已查明，並已與28名傷員家屬或同事、朋友取得聯繫。
　　對傷員、家屬的心理援助工作已啟動。上海市衛生計生委協調市精神衛生中心組建8人專家組，並召集近40人組成應急後備隊伍，分別與三家收治醫院對接，做好傷員心理干預並要求收治醫院同步做好傷員心理疏導，組織醫務社工和志願者參與傷員及家屬勸慰、安撫等工作。
　　根據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官方微博“上海發佈”，到3日中午，上海外灘踩踏事件全部36位遇難者身份已核實，名單已分批次公佈完畢，其中均標明瞭姓名、性別和年齡，其中以19-26歲的年輕人居多，但最小的年僅12歲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“亡羊補牢”的工作也在展開。
　　1日上午，中國之聲報道說，上海今天所有的跨年活動已全部取消。1月3日，澎湃新聞稱，上海各區縣已緊急啟動應急響應機制，全面開展安全隱患排查，並明確值班機制，一批正在開展或即將舉辦的大型活動被緊急叫停。
　　不僅僅是上海，北京市也“立刻緊急全面啟動人員密集場所的安全檢查”。《北京日報》2日報道：“昨天(1日)下午，市安監局組織人員對永定門長途客運站、馬連道家樂福等人流密集場所進行檢查，確保節日期間的秩序安全。”
　　新京報說：“1日至3日，全市安監系統開展對超市、影院、商場等人員密集場所的突擊安全檢查，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被擠占成為比較突出的問題。市安監局正逐步健全企業的黑名單制度和檔案制度，屢查屢犯者將加重處罰。”
　　此外，服務性的信息也受到了廣泛關註，比如果殼網作者瘦駝的一篇《如何在踩踏事故中幸存》，從PC端到手機端，都被大量傳閱。其中有些技術細節還是值得記取的：“任何時候去人流密集的地方，都應當觀察周圍，記住出口的位置，提前在大腦中規劃撤離方案。一旦你發現已經被人流裹挾，無法自主控制前進方向的時候，切記不要停下，也不要硬擠，而是要一邊順著人流同步前進，一邊向前進方向的側方移動，直至移出人群。雙手握拳架在胸前，就像拳擊手的防守姿勢，這樣可以儘量保證胸腔不被擠扁。註意腳下，千萬不要被絆倒。一旦摔倒，趕緊站起來。如果身邊同伴摔倒，立即把ta拉起來。如果身邊是兒童，把他們舉過肩。如果摔倒了沒法站起，爬也要跟著人群前進的方向。如果無法移動，用手護住頭部，蜷縮膝蓋至胸前。不要俯卧和仰卧。”
　　3，質疑追問的節點
　　與此同時，對踩踏事件的反思、質疑和追問，也一刻都沒有停過。
　　最切身的反思來自事件親歷者，解放日報1月2日記錄了幾名親歷者的感言。市民金彥說：我想我今後都不會再去湊這種熱鬧了。
　　新京報的質疑來得較早，1日14：05，評論員佘宗明所撰寫的《不該橫亘在跨年路上的悲傷》在網絡平臺發表，其中寫道：“對作為治理主體的政府而言，它理應擔起避免踩踏事件的主責：須在可預期的人流密集地點制定擁擠預案，如新年夜的外灘人流可能從哪裡來，預計有多少人，如何評估現場人數，一旦現場人流超過預估容量如何分流、疏散人群等，都該形成內含前瞻性的風險把控方案。就算前期工作做得不夠，在現場的秩序維護和應急預警，也不該缺位。這些確實技術含量不低，可茲事體大，政府理應將其納入公共治理計劃台賬中。很遺憾，就媒體呈現、目擊者反饋的信息看，涉事部門並沒做好。在踩踏事件發生前後，安防應對一直滯後。它離履責到位，還有N步之遙。”
　　1日晚間7點半，財新網《此秀非彼秀 外灘緣何不封路》一文出爐：雖然有也有網站提到今年的燈光秀將從外灘移至外灘源，但說明並不醒目，兩者極易混洧；“燈光秀”成為憑票入場的商業活動，很少被提及，多數人也不知道應如何買票。外灘與外灘源之別，一般民眾也難詳知。
　　12月25日，上海本地的《東方早報》刊發報道《“跨年燈光秀”今年移師外灘源：讓路少封些，讓交通影響小些》，引述燈光秀協調工作人員的話，解釋了易址對於紓解交通衝擊的意義。12月30日，外灘所在的上海黃浦區官方網站“上海黃浦”，也以“燈光秀移至外灘源 交通壓力大大減小”為題發表消息。這則消息的內容多處引用了《東方早報》上述報道。但目前消息的網頁已經無法正常打開，只能查看網頁快照。
　　2日，新京報社論繼續追問“‘最壞打算’去哪了”：在人群高度聚集地帶的監控預警、現場處置上，沒考慮到各種情況、消除某些盲區；事發後缺乏應急預案，只能靠警察人力“強制切入”，以至於局面失控。這凸顯的，就是“最壞打算”的缺失。外灘踩踏事件，暴露出公共安全系統的結構性缺陷：那就是對大型活動風險把控不足，應急體系匱乏，預案執行欠缺。
　　新華社也加入了追問的行列，“三問”上海外灘踩踏事件：“風險預防策略是否充分？安全管理手段是否到位？應急控制措施是否及時？特大城市緣何出現踩踏事故？我國的安全教育是否到位？”
　　而這最後一問，由經濟觀察報繼續挖掘寫出《反思上海踩踏 檢討安全教育》：“應該從家庭、學校、社會三個層面反思安全教育的癥結，進而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。很多家長自己也缺乏必要的公共安全知識；學校目前做得還很不夠，中小學的安全教育經常淪為過場和，缺乏實操演練，便是極少數安全演練，亦缺乏嚴肅性，嘻嘻哈哈，形式主義，大家都明白是‘假的’；公共安全畢竟不是個人的事情，更是公共治理的課題。”
　　騰訊“今日話題”則將疑問放在“悲劇為何發生”，其專題編輯聞嘉認為：“此次事故暴露出，就算是如上海這般的大城市，公共安全管理也並不成熟。以此次事故為例，人潮管理措施確實存在問題。據媒體此前報道，往年外灘跨年燈光秀，中山東一路，北京東路等周邊區域的路段禁止一切車輛通行，黃埔江東金線輪渡雙向停航，黃浦江人行觀光隧道關閉，南京東路地鐵站還會封站。今年是改了燈光秀地點，且不說主管方關於燈光秀移址到外灘源舉辦的通知是否及時有效，對於外灘這樣人群可能高度聚集地帶不封鎖主要路口控制人流量，顯示出主管方對節假日公共場所安全風險把控不足，一旦現場人流超過預估容量，如何分流、現場秩序維護和應急預警也是缺位。”
　　反思不僅來自“此地”的教訓總結，也來自“彼地”的經驗介紹。財經網1日13：24發佈楊小亞整理的《紐約時代廣場新年倒數 警察是如何維護秩序的》，其經驗是兩條。1，廣而告之，讓所有打算參加活動的游客都知道應該做什麼，不能做什麼。2，分而治之。維護百萬人大派對的安全，尤其又是在紐約這樣的大都市的核心地段，這對紐約市政府是嚴峻考驗。近10年來，紐約市每年為這項活動投入數千警力。除治安警察外，醫療救護、消防隊、緝毒和反恐警察及警犬也在現場隨時應付緊急情況。
　　紐約或許太遠，財新記者徐和謙帶我們來到了臺灣，“解析臺北跨年人流疏導預案”。在中國臺灣地區，每年跨年夜最大規模的活動，是在臺北市政府大樓前舉行的跨年晚會及臺北101大廈的煙火施放活動。每年均吸引全台約80至100萬民眾涌入周邊區域觀賞。跨部門協調的安全疏導也同步跟進，形成一套標準流程。
　　以2013年元旦的跨年活動為例，臺北市政府的消防局便在活動會場周邊部署了12處待命點和相應的消防車輛、消防人員。市衛生局則成立7處現場緊急救護站，每處還都升起一顆大型紅十字空飄氣球，方便民眾就近找尋、辨認。
　　最重要還是要看效果：這使得臺北市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舉辦跨年晚會以來，雖然參與人數規模不斷擴大，但安全狀況迄今大致平穩。
　　更有力的質疑還是來自財新網，3日23：16發表《外灘燈光秀11月被否 信息傳播緣何卡殼》：早在11月初，上海公安部門出於安全考慮，即否決了外灘傳統跨年項目燈光秀的活動計劃。外灘的安保措施進而降為(黃浦)區級管理。然而遺憾的是，公眾並未對這一信息獲得清晰的理解，外灘跨年人群洶涌如常。信息傳播的不暢和各方預判的反差，共同構成了這場悲劇的深層背景。
　　這篇文章說，政府的信息就不能只是“告知性”的、還必須設計成“說服性”的內容。“但這一次，上海市有關當局的臨機應對顯然缺位。”
　　鳳凰網3日晚間發表對話上海政法學院教授湯嘯天的文章《上海專家談外灘踩踏事故：公安的責任不能迴避》，“人流在開放的公共場所集聚，公安機關未採取組織引導控制措施就是失職。現有領導幹部應急能力培訓是圍繞領導設計，正確處置突發事件的立足點應該是保障人的安全、保障公共秩序。從對人民負責這一點來說，就是要變對上負責為對下負責。如果培訓課程把立足點放在為領導服務上，圍繞領導去設計課程、組織演練，遇到人流可能聚集的情況就會“想不到”人流會如此之大。”
　　4，屏社交時代的傳播節點
　　所謂現場，不僅僅是陳毅廣場，還應該包括上海在那一刻的反應，而更廣義的“現場”，或許還包括事前事後的反應。
　　今天，沒有任何一家媒體可以通吃整個重大新聞事件，舉凡重大事件，都經由多家媒體的全媒體渠道共同完成。再大的媒體機構，再小的自媒體人，都只是一個節點。而屏社交時代獨特的人人傳播模式，又使得傳播的節點空間地增多，幾乎任何一條有價值的信息，都能夠在屏時代得到應有的關註——酒香已不怕巷子深了。
　　凱文·凱利在《新經濟新規則》這本書里談到，“我們讓世界互聯”，“把一點點智慧放入我們製造的每一樣東西中，我們首先得到的將會是數十億低智能的產品，然而我們把這些節點連接起來，奇跡就會發生。當連接成一個集群的時候，簡單的頭腦就會變得聰明起來”。如果任何物品都能發送少量信息，並從鄰近節點接受信息，我們可以將死物變成活物。
　　節點的分析框架，有助於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看待所謂的“媒介倫理”和唱衰紙媒的論調。
　　回顧上海踩踏事件的傳播節點，無論是時間軸還是空間場，無論是官方媒體還是市場化媒體，無論是PC端還是移動端，輿論場都已經被打通，對傳媒界來說，這是一個好事情。而這種節點的無縫聯接，也直接導致傳統意義上的“隱私”的空間正在被急劇壓縮。本文第二部分將就此展開討論。
　　(二)戳破“新聞倫理”泡沫爭議
　　和馬航失聯事件相類似，上海踩踏事件後，有關新聞倫理的話題再次出現。這次發聲的是復旦大學校友會，直接原因是該校有一名女生遇難，他們對媒體的報道引述了一些網上的公開資料表示不滿。
　　復旦學子在公開信中列舉的4條不滿理由中，真正有內容的是這些：1，面對這麼多失去的生命，媒體卻獨獨抓住了復旦這一名學子大篇幅報道。2，一個可愛的生命已逝去，為什麼還要用再一次的傷害來刺痛她親人的心？3，我們不希望她們的親友在因此而受到第二次的打擊。
　　從這封公開信可以看出，這些學子並不瞭解新聞業。媒體報道抓住“有特點”的細節，是符合新聞傳播的邏輯的，而且透過本文前述的分析材料，也不難看出，進入新聞視野的人物還有很多，新京報的逝者版面在這次事件所呈現的也不僅僅只有復旦學子一人。而逝者人物報道，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廣受歡迎，南方人物周刊和新京報的逝者欄目早已是業內名專欄。
　　至於後面的幾點代逝者親友立言的說法，和馬航失聯時如出一轍。2014年3月份，我在《謠言、倫理、煽情：馬航失聯事件的混亂代言》一文中已經指出，“無論個人或是媒體機構，僭越式的情感代言，已經能夠看出危害：揣測被當成事實，情緒掩蓋了真相(以及對真相的追問)，偽人文關懷秘密取代了真正的人道主義。這是一個不折不扣‘劣幣驅逐良幣’的過程。”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時至今日，這種無力的指責居然還是引起道路以目。有廣州媒體忍不住寫出回應文章稱其“太矯情”：“網絡時代人們對個人信息極為敏感，但往往忽略很多信息是由當事人主動公開的，並不具有隱私性質。如人人網、微博、QQ空間，推特，只要當事人主動發佈，這些信息不僅是對媒體的公開，而且是對每一個能聯上網的人類的公開。在現今這個公開範圍約為60億，其非隱私性也不以當事人生死而變更，媒體引用無礙。”
　　新京報記者吳偉對此評論說：“當年復旦學生投毒事件，黃洋家長和學生都不願接受採訪，當時他們覺得很對，而事後發展印證了我給他們拋出的判斷，當時不理媒體，事後你得求媒體。好媒體是可以兼顧隱私保護與報道的，好記者本身就是人文的。”
　　在1月3日這天，石扉客(《博客天下》雜誌主編)寫於2014年馬航事件的文章再次在朋友圈熱起來，標題開宗明義《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擋記者報道災難現場》。
　　在我看來，當前所謂新聞倫理的爭議大多都是泡沫爭議，並無實質價值。其背後的問題無非是知識結構的老化以及對新聞業務的隔膜。試問，新聞的標準是什麼？標準只有一個，那就是一個字：“好”，或者兩個字“更好”。
　　所謂倫理的討論，屬於道德範疇，而道德的內涵與邊界，從古到今、由此及彼，實際上並不是一成不變的。周作人曾譯介日本與謝野晶子的《貞操論》，其中說：“道德這事，原是因為輔助我們生活而制定的。到了不必要，或反於生活有害的時候，便應漸次廢去，或者改正。倘若人間為道德而生存，我們便永久作道德的奴隸，永久只能屈服在舊權威的底下。這樣就同我們力求自由生活的心，正相反對；所以我們須得脫去所有壓制，捨得一切沒用的舊思想、舊道德，才能使我們的生活，充實有意義。”
　　周作人在民國時期的道德觀，就已經比現在很多人來得前衛、來得本質。實際上隱私這個東西，在屏社交時代正逐漸被瓦解，很多傳統意義上的隱私信息，如今大多都被我們自己泄漏(主動發佈)在了網上，不僅包括內容意義上的信息，還包括我們的人際關係結構圖譜。屏社交喚起了人類內在的集體主義情緒，多數時候，人們擔心的不是所謂的隱私被看到，而是我們所曬的隱私有沒有人關註和點贊。
　　(三)紙媒真的衰落了嗎？
　　趁著上海踩踏事件的高頻傳播，有些人又在“唱衰紙媒”。魏武揮的一篇《每一次突發事件都是紙媒的一聲喪鐘》。文章羅列了上海的幾家日報當日對踩踏事件的來不及反應，以及報業集團下屬的新媒體平臺滾動直播，末了感嘆：他們已經很努力了，真的。
　　實際上，這篇文章邏輯上自相矛盾，他所稱頌和唱衰的是同一個東西的兩面。
　　紙媒作為一個籠統的概念，並非鐵板一塊。《新京報》或《人民日報》、《新民晚報》固然是紙媒，但其旗下的報網、官微、數字報、APP，早已溢出舊紙媒的框架。單純“紙媒”一詞，已經不夠用了。“網媒”與“紙媒”的分界線正在模糊，實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單純的紙媒已經極少，現在的行業現狀是，一個新聞信息經常是多平臺推送。
　　簡單地將媒體以“紙”、“網”二分，或者“新”、“舊”二分，顯然都是太偷懶了。相對於個人化的所謂自媒體，其實目前真正有分量的報道仍然出自集團性的媒體，因為好報道通常意味著高成本和較高的專業化水平。其實，這一輪災難報道中，很多有質量的圖表都是由南方都市報等這樣的紙媒機構製作出來的。